■冯 雪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先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早期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作用。
商务印书馆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源
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普及教育、传播新知出版物，为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起到了突出作用，其中马克思主义著译作品的翻译出版也是重要的出版活动之一。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的书籍杂志中开始大量涉及西方政治思潮的内容，并且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1922年间，商务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是同一时期出版此类著作最多的出版机构，到1949年前更是出版有近50种，具有参与时间早、传播范围广、作品影响大等特点。
商务印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既源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也源于思想引领的自觉意识。近代中国最大的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图存，众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展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探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一探索最先集中体现在出版领域，一大批仁人志士“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陆续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译介到中国。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译介出版严复译《天演论》等西方思想著作以及林纾译《茶花女遗事》等西方文学著作，为国人打开了认识现代世界的窗口。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引进西方思潮以探寻救国良方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展现出真理的光芒。此时商务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更多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需求的充分理解基础上做出积极探索，既是时代之需，亦是顺势而为，充分体现了现代出版人积极变革社会、探索进步之路的自觉意识。
商务印书馆凭借强大的发行网络和影响力，为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便利的平台，各类马克思主义著译作品由此陆续面世。聚焦经典，商务版《价值、价格及利润》《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三部著作最具标志性意义。这是由于它们问世的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环境风云激变，在紧张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商务出版这三部著作都有着鲜为人知的艰难出版历程，足以突显出现代出版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书写和精神重塑的重要价值。
《价值、价格及利润》：
最早的马克思原著中译本之一
《价值、价格及利润》（现译为《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季翻译、陶孟和校阅《价值、价格及利润》中译本，收入“世界丛书”，是这部论著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最早在中国出版传播的马克思原著中的重要一部。
新文化运动期间，商务在应对新的思想潮流过程中转变为推动文化革新的重要力量，张元济、高梦旦等大力支持译介世界新文化，出版反映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资助梁启超创办“共学社”“讲学社”并编译丛书，还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和陶孟和主编了一套“以译印欧美日本之著作为职志，各科项目，无不包罗”的“世界丛书”。这套丛书收集政治、经济、社会、小说戏剧等方面的作品24种，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4种，李季所译《价值、价格及利润》即为其一。
李季是中共早期组织的53名成员之一，热衷于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前夕他在回乡探亲期间译得此书，将译稿寄给胡适并拜托他转陶孟和由商务出版，陶孟和为此书做了校阅，并纳入了自己参与主编的“世界丛书”。1922年商务出版了这本《价值、价格及利润》。其时中共刚刚成立一年，国内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介出版非常缺乏，该书应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马克思原著完整中译本。陶孟和在“序言”中提到，“恐怕真看见过——先不必说读过——马克斯的著作的不见得有几个人”，同时还强调，“马克斯的著作是共产党的圣书，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源泉。我们要了解真的马克斯学说，须研究他自己的著作。”可见，这本《价值、价格及利润》的译介出版，正好满足了当时读元典了解和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社会需求。它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介绍给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指导实践的理论依据。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
曲折中问世的珍稀中译本
在中国，译介传播《资本论》始于20世纪初期，共产党人李大钊、李汉俊、陈独秀等人都曾阐释、译介、推荐过其中的章节和内容，费觉天、郭沫若等文化志士也对译介《资本论》作出过不懈努力。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就出版了陈溥贤译柯祖基《马克思经济学说》，是第一部解读《资本论》的中文诠释本。1930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启修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分册，而后潘冬舟、吴半农、侯外庐与王慎明、王亚南与郭大力等都不约而同投入到翻译《资本论》的队伍中，形成了1949年以前该著作的5个中译本。译介传播《资本论》正是中国人认识和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
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半农译、千家驹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但这一版本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译者吴半农在陈启修译本问世后一年见不再续出，便提议与同事千家驹等人一起重译《资本论》。他根据1928年出版的恩格斯订正第四版最新英译本将第一卷分成了三分册，并于1932年下半年译成了第一分册，交千家驹详尽校订。其时二人都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所属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员，而胡适与陶孟和则分别为该基金会董事会和调查所的负责人，鉴于与商务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便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名义资助译稿在商务出版，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唯一一部由文化教育机构资助编译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但当时国共关系剑拔弩张，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步图书出版困难重重。迫于政府当局的压力和管控，商务几经周折才于1934年5月悄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而其余内容的出版计划只能被迫中止。
该版《资本论》虽然只出了一个分册，但它客观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书籍艰难传播的历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出版此书，商务必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过程。但该版用纸印刷都比较讲究，扉页后所附马克思头像的插页，印刷清晰，是《资本论》中译本中首次出现马克思头像。这个并不完整的马克思原著中译版本，恰是商务坚持传播先进文化、发扬学术职志的印证。
《共产党宣言》：
经济学著作里暗藏的“玄机”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中共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中共建党后，在组织安排下，华岗、成仿吾与徐冰、博古等中共党员都相继做过《宣言》的重译，形成了1949年以前的几个重要中译本。1945年4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译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地位。
该版《共产党宣言》是作为西方经济学著作《比较经济制度》一书的附录问世的。《比较经济制度》是美国学者洛克斯和霍德合作撰写的经济学理论教材，收录了8个附录，附录一即为《共产党宣言》全文。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9月和1945年4月分上下两册出版，并通过了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正式公开发行，使得收入下册附录一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唯一版本。在国民党政府实施文化独裁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书籍要在国统区出版传播异常艰难。而商务版《共产党宣言》却顺利通过了严苛的图书审查并公开出版，除了因其作为理论著作附录较为隐蔽，恰好成功躲过审查外，出版方商务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可以看到，《比较经济制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被收入“中山文库”。该文库出版有各科学术著译作品30余种，其中不乏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商务学术文库的“掩护”下，加之商务在学术文化界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该书顺利通过查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才使得藏身于附录中的《共产党宣言》在国统区的传播获得了一线生机。
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其他译本仅在苏区和中共根据地出版传播，该版《宣言》在陪都重庆出版，并通过商务的发行网络传播到全国各地，它的出版传播客观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和路径，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一波三折，马克思经典著作问世亦历尽坎坷，但正得益众多怀揣救国理想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商务印书馆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历程，学习先辈的思想品格和出版智慧，思考出版能够怎样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服务，具有深远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