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这里是李氏兄弟的住宅——哥哥李书城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弟弟李汉俊以“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编辑，请几位专家讨论新时代丛书编辑问题”应付了法租界巡捕的盘问。回望百年，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定格在历史的长镜头中。

“谈到商务的红色基因，可能有人会很吃惊，两者的直接联系在哪里？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重要基地。”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稷娓娓道来。

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表示，商务印书馆厚植红色基因和革命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做出了贡献，传承百年文脉、赓续红色基因，是商务的使命与担当。

1897年2月11日，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末弄3号，一间摆放着2台手摇印刷机、3部脚踏圆盘机、3部手板压印机的手工印刷作坊正式开业，其主人是夏瑞芳。联合发起人鲍咸昌的姐姐给作坊起了个名字——商务印书馆。

随着业务扩大，夏瑞芳将目光投向出版业，邀请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士张元济主持编译工作。1902年，张元济正式进馆，商务确立起“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基调。入主商务后，张元济立即主持小学课本的编写。1904年，商务推出了《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套采用现代教育原理编写的系统教材。20世纪初期，在上海诸多报刊、书局中，商务印书馆规模大、资本雄厚、人才集中、印刷技术齐全，发行网络健全。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2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等。1943年，商务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之前《共产党宣言》6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

茅盾，1916~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雁冰，走进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大门。从普通编辑到《小说月报》杂志主编，他在商务工作了10年，笔名“茅盾”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本名。1920年，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名党员。由于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他被委派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沈雁冰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写到，“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面则写‘锺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到中央”。

张元济重视新文化，五四运动后，他委托沈雁冰与陈独秀沟通，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陈独秀不但自己发表文章，还将同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等人的作品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为这些渴望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一大批进步文化名人如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老舍、丁玲等，都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密切关系。

1919年12月8日，时年十四岁的陈云进入商务发行所，做文具柜台的小学徒。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商务开办的夜校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陈云晚年回忆，“从青浦到上海，这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特别是这段在商务当柜员的经历，为陈云后期从事经济工作积累了基层经验。商务建馆85周年时，陈云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1926年8月，陈云（前排左三）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对商务印书馆这个传播新文化的阵地十分重视，指派当过印刷工人的党员徐梅坤到商务与沈雁冰开展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22年，徐梅坤、沈雁冰先后介绍印刷所的糜文溶、女工黄玉衡和编译所的董亦湘、杨贤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在上海的 53名中共党员进行编组，共分为5个小组，其中第2组称为商务印书馆组，计13人，董亦湘任组长，组员除商务的几位党员外，还有沈泽民、张国焘、刘仁静等。

由于商务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较高，党在商务的发展工作进展顺利。1924年5月，董亦湘介绍发行所恽雨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发行所陈云入党。至此，商务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和总务处的党员、团员已发展到30多名，党团员人数在上海各产业中居于首位。1925年5月，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成立，董亦湘担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秋，董亦湘由上级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支部书记先后由杨贤江、沈雁冰接任。1926年，商务发行所单独成立党支部，徐新之任支部书记。1921~1927年，商务印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查到真名实姓的有146人。

《东方杂志》出版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工部局压迫上海各报不许刊载惨案真相的报道，也不许刊载反帝运动的消息。”沈雁冰在回忆录中写道：“‘五卅’”案件发生后，上海各报皆不能据实报道……”商务职工迅速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全馆于当日下午及6月4日停业一天半，对死难同胞“藉表哀忱”。

6月1日，商务印书馆编辑郑振铎邀请学术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等11个学术团体联合主编《公理日报》。6月3日，《公理日报》创刊，刊物虽由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但实际的编辑工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员工承担，编辑部就设在上海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的家里。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与高梦旦、王云五等高层管理暗中个人各捐助100元支持《公理日报》。当时，《公理日报》日销售量 2万份以上，影响力与日俱增。

1925年“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等编印的宣传反帝的报刊《公理日报》。

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秘密来到上海。他曾多次来到商务印书馆了解情况、部署准备事项。商务装订女工、共产党员马月娥在青云路上租了一幢小楼房，这是周恩来亲自设立的秘密联络站。起义前夕，在形势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周恩来甚至亲自坐汽车送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时，周恩来等在商务印书馆疗病房指挥战斗。图为商务印书馆疗病房。

1927年3月21日12时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启动。最初，指挥中心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疗病房内，周恩来在这里指挥战斗。22日下午6时，工人纠察队终于占领了北站，赢得了决定性的一仗。在这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有7位职工牺牲，他们是徐文思、陈安芳、俞敬忠、胡林根、王金有、俞茂宏和赵延经。

1927年3月21日，商务印书馆救护队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50年，新华辞书社成立，启动《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由魏建功主持，叶圣陶审订。1953年《新华字典》出版第1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1版。截至目前，《新华字典》已出版至第12版，重印600多次，印行超过6亿册。《新华字典》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及时跟踪时代发展和社会语言生活变化，展现新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发展的新成就，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果和国家的文明进步。2016年《新华字典》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1981年，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时任商务总经理的陈原先生在丛书发刊词中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至今已出版至第20辑共850种，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这套丛书通过介绍最先进的思想成果，启迪民众的思想，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借鉴，影响深远。

如果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近年来以主题出版的方式记录社会变革，反映时代进步，则是商务印书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写照。201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等，宏大的历史叙事定格在一个个鲜活的细节里。2019~2020年，商务出版了《习近平扶贫故事》《扶贫笔记》《小康的真谛》《语言扶贫问题研究》《中国扶贫——制度创新与理论演变（1949~2020）》《红寺堡移民史》《乡村调研：宋家沟》等系列图书，助力脱贫攻坚。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系列主题图书。6月19日，商务印书馆举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出版座谈会。6月22日举行《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印迹手绘本》（第一卷）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该书以彩色手绘革命旧址为主体素材，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征程的革命历史，也体现了百年商务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传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