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处，作为中国南北方的显著界限之一，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革命力量在此获得汇集与成长。自1927年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爆发以来，大别山孕育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众多红军部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刘鹏艳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即以这座突起于平原之上、巍峨险峻的庞大山脉为舞台，围绕一群家庭出身和阶级背景各异的青年，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1929年至1949年大别山地区以西镇为中心的革命。
以往的红色主题创作容易落入人物单一化、审美价值不足和缺乏创新的窠臼。也因此，即便其中不乏精品，大众读者也容易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开始阅读前就对此类创作失去兴趣。自80年代“纯文学”被确立为一个新的神话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从中心走向边缘，更多以新历史主义（《白鹿原》《红高粱》等）或类型化的谍战小说（《暗算》《麻雀》等）的面貌出现。《青山依旧在》从一桩“绑架案”写起，以颇具悬念的开头吊起读者胃口，表面上看沿袭的是类型化路线，细究下去，又能发现内在旨趣实际上大相径庭。
敦本堂的少爷虞章华为购买革命所需的十二支“汉阳造”和弹夹火药，自导自演了绑架案，以骗取母亲虞寡妇的高额赎金。此过程中需要扮演一名惊慌失措的信使的，则是敦本堂账房先生的儿子卢骥轩。然而，这出戏剧却脱离了原定的轨道——虞章华真的被掳至土匪窝点花剪径，并因此结识了土匪头子王大花鞋的女儿王春芳。山南地区的风物人情和社会生活随着绑架案这一事件烘托而出：从历史进程来看，1929年是“风展红旗如画”、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一个时期。而出于作者个人“回到历史现场”的诉求，在小说中，革命、旧式店铺与土匪山寨处于同一时空。旧世界的社会结构已然坍塌大半，但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更多还是靠传统的人情而非具有现代性的程序正义。然而正是凡此种种，构成了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小说真实地呈现了新旧交替之际驳杂而非均质的社会生态。
同时，主要人物的形象也跃然纸上：虞章华恣肆放诞，是“克里斯马型人格”，其革命意识与力量仿佛与生俱来。而卢骥轩刚出场时是犹疑和不彻底的，常常在出离和梦游，参与到革命中更像是被无可名状的浪潮裹挟，而不具备充分的自发性。虞章华与卢骥轩互为镜像，作者分别给予他们外向的光芒和内在的纵深。土匪出身的王春芳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爱上了虞章华。与卢骥轩一样，王春芳参加革命的动因似乎并不那么“纯粹”。
然而，这样的多层次设计恰恰是作者的匠心所在。早在撰写纪实报告文学《赤澜，1929》时，作者就探讨过真实历史1929年金寨立夏节暴动中的一些复杂的处境：乡绅漆树人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两个儿子却又是要推翻旧体制的革命者。而最终，漆树人选择支持革命。暴动参与者中，又有贫农的儿子周维炯和地主后代漆德玮。在漆家后代漆仲存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两人的共同信仰，但更多还是曾祖漆先涛的教诲和人格魅力使他们能够并肩战斗。不难看出，作者写作《青山依旧在》时参考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对众多历史资料的研读以及深入的走访使作者能够体认革命的复杂性，也能够塑造出“圆形人物”，展现出人性的张力。革命队伍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众声喧哗”，但这无损于革命在最大限度上能够具有的意义。事实上也许并不存在一种理想中的在革命开始前就全然具备革命意识的革命者，革命者也并不将自己当作已经完成的个体，而是不断投身于具体的行动中，一次又一次自我形塑和自我革命。革命者参加革命的动因各异，但能够聚成浪潮；连点成线，最终绘就历史的星座。
这种内部的自我革命与外部革命的同步发生，作为革命者的主体意识的获得在卢骥轩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得极为清晰。卢骥轩的成长是由“梦境”走向“现实”。卢骥轩患有严重的睡症，此病发作毫无规律可言，有时走路也能睡着，一睡就是几天几夜。他曾在梦中见到过铁拐李的化身，也见到过年轻的虞寡妇。这些仿佛无益于小说主线推进的段落使小说极具梦幻和诗意，赋予了小说极高的审美性与文学性。落实到具体情节上，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睡症使得卢骥轩对革命更像是一个游离的旁观者，参与革命行动时失误频出。而随着革命越发展现出其残酷与暴烈，真实的死亡越发迫近，由于必须担负起重任，需要极专注地投身于具体而紧张的行动中，卢骥轩的睡眠恢复正常，睡症不药而愈。曾经睡症发作时，卢骥轩“即便昏睡过去，若用力扳摇他，也能将其摇醒；但若非他自己醒过来，而硬是让人摇醒的，脑子便不很清楚，往往三五日不知人间事”。对这一症状的描述实际上是在向读者传递“睡症”的象征意味。如果说虞章华代表坚定而外向的行动者，那么初期的卢骥轩代表处于半明半暗、半梦半醒间的内向的思虑者。革命生活促成了卢骥轩的一系列转变，半信半疑、多思多虑的梦游者彻底能够“自己醒过来”，成长为坚定不移的行动者和革命者。
小说过半时，情节急转直下：虞章华在去敌占区筹粮的路上中弹身亡。读至此，读者或许会觉得被作者“戏耍”了一通，因为以往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登场就能令其他所有角色都黯淡了的人物，似乎是不会死的。继续往下读，我们又会惊叹于作者写作的高妙。因为虞章华之死真正连接起了卢骥轩和王春芳两个人物，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情节则传递了“青山依旧在”这一题目的意义所在。
之于王春芳，虞章华之死有着升华作用。王春芳爱上了虞章华，后者认为革命还未成功，不敢轻易回应和承诺。而他把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封信，贴身放在怀中。当王春芳看到这封信时，它已经变成了遗书。王春芳是因为爱虞章华才参与革命，也曾由于虞章华对自己的冷淡想要回到花剪径。而在虞章华去世后，她却没有退出革命，反倒比从前更加具备革命意志。之后，同样的情节在王春芳和卢骥轩之间重复。但在这一次，王春芳接替了虞章华的角色。她怀揣死志，也把对卢骥轩的心意写成了随时可能变成遗书的一封信。在国民党剿灭新四军桃岭根据地时，王春芳为掩护队友周小菲和吴幼菊撤退，独自一人面对众多敌人。作者未有落实王春芳的死亡，而是留下一个悬念，将其处理为“杳无音讯”。与革命胜利后再也找不到其所在的花剪径一起，王春芳成为桃花源一般的象征符号，代表至高的理想追求。
在集体层面，虞章华、卢骥轩和王春芳三人同属于革命队伍；在个体层面，三人又以爱情为纽带。爱情由虞章华指向王春芳，又从王春芳向卢骥轩传递。恋爱与革命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皆试图取消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他人的痛苦与欢乐也是自我的痛苦与欢乐。在这个意义上，恋爱与革命是同构的。对于爱人已亡故的革命者来说，未竟的爱情得以通过革命继续，对革命的坚贞即是对爱情的坚贞。个体的肉身必然会消弭，但个体的施为却会在革命以及革命创造的世界中留下一个抹不去的痕迹。二者最终浑然一体、无分无别。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出了“历史的中间物”的说法。他写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虞、卢、王三人间的链接与传递，即可以视为革命和历史的链条上的环环相扣。倘若革命在某一具体的个人身上获得最大的升华，那就只能复归传统的英雄史实叙事。而作者在赋予虞章华和王春芳最夺目的光彩的同时，并没有让革命和历史在此终结。我们看到，即便是虞章华和王春芳这样极具传奇和浪漫意味的人物，也难免死亡和无限接近死亡的失踪——他们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
这种链接和传递既体现在三人的感情历程中，也体现在小说囊括的历史进程中：小说从20年代末的革命运动写起，写到抗日战争，又到解放战争。但小说并没有将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为至高点，就此从历史的使命当中全然脱身，而是让虞章华的弟弟虞亭华应征入伍，将年轻的虞亭华们确立为新的历史运动的践行者。小说在结尾是一段进程的收束，同时也向未来的无限时空敞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与不舍昼夜的江水和长久伫立的青山相比，一切英雄都只是转瞬即逝。但这更多是一种作为个体的无可如何的慨叹，是古典主义的抒情和虚无。而作者赋予了“青山依旧在”以“传递与链接”的新内蕴：“我”之后还有更多的“我”，无数的“我”构成了革命历史的度量衡。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与青山一样接近永恒。《青山依旧在》一改大众对主题创作的刻板印象，以其扎实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人物群像、古典与现代相交织的表达、对历史实象与表象的精细勾连、深远的意境和丰厚的内蕴，为当下语境中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提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青山依旧在》刘鹏艳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定价：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