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是主权国家。国家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展现为国家对自己身处的世界体系彼此关系的理解和期盼，由此会转化为国际伦理、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依照体系文化进行运转。

依照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影响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判定以及对外政策的选择。当某个、某些国家的行为与体系文化不符合时，往往会面临较大的阻力、压力。

新出版的《国际关系通识》一书指出，体系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彼此为敌人的文化，彼此为竞争对手的文化，彼此为朋友的文化，这可以用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名字来进行命名，也就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或者“韩非文化”、“墨翟文化”、“孔丘文化”。

敌对文化 三种体系文化构建了不同的战略思维、自我体认、他人体认。敌对文化的关键词是“敌意”，霍布斯曾在名著《利维坦》中提出，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也就是丛林般的状态下，彼此必然为了生存资源而展开生死搏斗。建基于这种体系文化的国际关系，必然意味着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承认其他国家有生存的合法权利，鼓吹军事进攻、政治渗透、经济控制的合理性，无所不用其极。

敌对文化作为体系文化，覆盖了当代以前大部分时间的人类国际关系，是古代国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以下由诸侯国组成的“天下”，相当程度上上演的就是这种敌对文化，如《国际关系通识》所说的那样，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暴力方式对待他国，往往恶意猜度他国行为（即便存在国家间的合作，也是暂时的，或者说为了掩盖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定敌人有实力就一定会发起攻击因而需要周密筹备军力，为避免受制于人，倾向于先下手为强。、

在敌对文化下，国家间的相处即便实现和平，也是相互威慑的结果，彼此并不首先追求实现和平。在当代，仍有部分国家因循敌对文化，其他部分国家也有政治势力和民众接纳这样的思维。敌对文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会经常性地造成“自我预言的实现”，也就是假定对方是恶意敌手，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甚至主动出击，最终“成功”地让竞争对手甚至不存在太直接竞争、争夺关系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敌手。

在敌对文化支配下，妖魔化其他国家，鼓吹用军事手段或其他非军事，但相当程度上打击和清除对方竞争发展资源，会在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导致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舆论走向相当程度的极端化，收窄所在国政治决策的可选择范围。

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展现出的政治思维，从根本上来看就是敌对文化。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关系，虽然经过美国等国的协调，一度有望缓和，但双方均受到民粹主义与敌对文化相叠加舆论潮流的影响，从而实现和平相处相当程度上变得不太可能。

竞争文化  相较而言，竞争文化强调的是国家之间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而非你死我活的敌人，遵循“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尽管这种体系文化下还会出现暴力，但通常有明显的限度。

竞争文化相较于敌对文化，显然是进步性的。尤其是近代产生了国际法和主权概念后，竞争文化渐渐取代敌对文化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体系文化。

因此，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冲突都不再以摧毁或者征服对方为目的。今时今日，并吞其他国家的领土来“壮大”自己，也就不可避免会被界定为侵略行为。

《国际关系通识》书中指出，在生存有了底线保障的前提下，国家通常更加重视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损失，从而为创建国家合作提供了可能。相对而言，很多国家因而减少了军事方面的投入，大国也通常仅仅维系足以威慑对手（而非敌手）的军事力量。

书作者强调指出的是，竞争文化及其支配下的一套国际准则，经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后，曾在欧洲一小部分国家内得以确立，但这些国家仅仅认为符合欧式文明标准的国家才有主权，所以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就是不开化的，自然不被承认。

而且，诸如沙皇俄国，在与欧洲部分国家相处时采纳竞争文化，遵循相应规则，但在中亚、东北亚以及北欧部分地区，却延续着弱肉强食的并吞政策。

二战后，竞争文化较为彻底地取代了敌对文化。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教训、启示，以及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同等重要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致力于国际秩序的重构，解构此前由欧洲列强主导的亚非拉殖民体系。

友谊文化  友谊文化则视别的国家为朋友，遵循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如果体系内国家受到外来威胁，则将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国际关系通识》书中指出，与竞争文化相比，友谊文化更趋近于大同理想。这种情况下，非暴力原则能够更好地促成国家合作结成多远安全共同体，国家间谈判、仲裁、诉诸法律等方式成为解决纷争的主流。

如书作者分析指出的那样，友谊文化首先在二战后的欧洲出现，具有多重成因，比如欧洲国家国家潜在的洲际认同感，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反战思潮，又如现代战争成本高昂，其存在一旦开战难以控制的风险。

这也意味着，欧洲以外的其他几个大洲，国家间要接纳友谊文化，使之逐渐成为体系文化的主流，面临着现实困难，首先就是不存在欧洲式的洲际认同感，其次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主权独立，很多情况下成为美国霸权的工具、棋子，这也限制了其与其他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第三，一些国家存在多种族、多种政治势力对峙的局面，且与邻国存在民族、宗教等多方面遗留问题。

实际上，欧洲国家之间尽管在欧盟体系下建立起多重关系架构，但在近年来亚非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移民与本国居民尖锐矛盾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正在民粹主义推动下，转向保守排外。而这则完全可能引发国家间矛盾，使得有关国家接纳的友谊文化，重新转向敌对文化。

书名：《国际关系通识》

作者：邢悦、詹奕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