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发展动能，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带动了65.22%，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长到了2020年的9.21亿人。

过去40多年里，城镇化分为不同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城镇化初期，核心特征就是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而在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1个10年，出现了显著的“民工潮”，也就是农村人口大规模朝着沿海发达地区迁徙，进城就业，同时又保留了农村土地。

21世纪第2个10年，开启了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更多人口的城镇化，着眼于公共政策的覆盖和包容，但正如《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一书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姜佳将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工背后的整个家庭离散化的问题——也就是城镇化过程导致的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活动区域在城乡、城际、城镇内部不同板块之间不合理地被打散，导致家庭成员只能以年、月、周等为周期短暂聚合，或者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虽然在一起，但就业、居住、休闲、消费、教育、医疗等无法同步、无法均衡发展。

在上述这样一个过程中，经由上述演变，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权力结构发生了极大的调整。具体而言，就是妇女更可能因为照顾年老病弱父母、年幼子女而留守，更可能因为工作、家庭的平衡而从事诸如网店、直播、打零工等非正规就业，也更可能成为陪读家长。

《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书中也指出，近年来也是我国网络、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经历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变革的急剧转型的时期，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重构力量，一反面创造出更多的零工经济岗位，其中部分可以为部分妇女群体所胜任，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极大地削减了社会、用工单位对于员工的保障。

这本书深入研究了近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分为离散型（与家庭其他成员实现物理分离）、半离散型（夫妻离乡务工，留下孩子、老人在老家生活）、聚合型（举家进入迁入地生活）——这其中，离散型成员的生活满意度最低、夫妻感情最差、子女教育最差、亲子关系最差，个人健康状况也最不理想。考虑到中国城乡家庭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家务劳动责任、育儿责任、照顾夫妻双方父母老人的责任，基本上是女性承担，所以，离散型居住模式对于女性的伤害是最为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少子化态势的逐渐明显，再加上劳动力供给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很多城市都在拆除那些旨在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的障碍，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子女享受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居住证确权、“租售同权”等改革。有些城市还在加快推进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的建设。

书中在谈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生演变的生产方式时指出，农村地区中，男性在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于男性承担的家务等劳动责任更轻，可以几乎全身心投入雇佣劳动，获得更为更高收入，同时中国城乡社会普遍实行女性从夫居，这使得很多女性实际上在婚后要切断自己已有的社会关系，重新步入夫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如此，家庭成员数量对于女性家务劳动工作负担具有直观影响，却往往并不影响男性收入。

除了家务劳动、育儿、养老构成沉重负担以外，女性作为流动人口还会受制于性别分工、就业层次、职业流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父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更可能成为劳动权益的受损者，劳动条件较差、工资待遇较低、权益无保障现象严重，生殖健康与生理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不受重视，妇科普查与体检难以落实，会面临较为突出的劳动损伤和精神损害。书中援引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数据也指出，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享有率均大大低于男性农民工。

由于上述因素，女性流动人口往往也不得不接受中小企业、不规范企业的工作，被迫从事有毒有害工种。

《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书中也谈及了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普遍面临的亲子分离及其连带出现的问题。社会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情况下呈现的亲子分离，造成亲子监管、教育、孩子成长引领多方面的失责。在很多流动人口家庭，由老人或母亲一方抚养孩子，对于孩子学业发展、个性塑造的重视程度不足，这类家庭较易导致孩子的学习焦虑、情感饥渴、厌学等问题得不到重视。

书名：《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

作者：姜佳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

金融监管的误区：紧盯每笔业务而无力省察系统风险

文/郑渝川

冰岛籍经济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乔恩·丹尼尔森所著的《控制的幻觉》，强有力论证指出，金融风险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源自金融体系之外，而是产生于体系内部，也就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心理上的相互影响，并因为无数个体的信仰、目标、能力和偏见而永久存在。所以，金融风险并不会因为监管法规变得更为严密、技术在金融监管和创新中的应用而消弭，相反还因为金融业态多样性的消失，而导致风险被继续过度地集聚。

书作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无论是金融从业者还是监管者，都陷入了一种狂妄自大的认知，那就是认为危机与欠发达、金融监管薄弱、存在大量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有关，换言之，只要不具备这三种条件，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进行原子式风险管理，就可以屏蔽风险。

但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将当时及之前的监管称为原子式风险管理，是因为采用技术将风险拆分，定义为小风险，甚至下沉到每笔可能存在问题的交易。然而，“所有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都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甚至可以说，很多本意是为了消除和降低风险的管理措施叠加在一起，恰恰使得金融领域的复杂性日益增强，风险更难以被识别。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懵然无知，且因为不确定性而引发了巨大的市场恐慌。

要彻底摒除金融风险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代价是人们不愿意负担的，即彻底的取消金融体系。首先，人们意识到，金融对于经济至关重要。第二，金融体系复杂化的同时会使之变得相当脆弱。第三，而所有的监管本身存在成本，更关键的是会加大交易成本，所以，金融监管不可或缺，又必须适度审慎。第四，这种审慎又使得诸如金融创新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会积蓄相当程度上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是常规监管很难有效清除和应对的，就像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冰岛和爱尔兰那样。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金融监管本质上就是原子式风险管理，也就是无法做到对系统性风险的捕捉，专注于个体监管，并在造成危机时对有关机构的责任人予以严厉处罚，包括追索薪酬，以及对造成过严重风险的交易方式予以额外监管程序。但现代经济迫切需要金融支持，这本身将诱发相应的道德风险，也就是鼓励金融机构以越来越高的成本来设计新方式，以绕越现有的监管方式，这样的金融创新其实不可避免带来更大的风险。

度量金融风险有很多方法，最困难也最准确的就是研究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识别各项连接点，发现所有承担风险的隐匿角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常规的金融监管（无论是金融机构内部，还是监管部门所实施的监管）基本上采用的是更容易使用的监管方式，即用特定的指标来判断和衡量风险，比如华尔街某投行20世纪90年代设计的VaR及其统计计量技术。这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融资、交易成本过高，因为忽略了不同交易、客户的风险能力的差异。

任何危机都不会是完全外生或内生的，总会由初始的外生冲击和随后的内生冲击共同形成。书作者分析了很多出于善意的监管规则，如何在内生风险冲击下导致风险的进一步积蓄。比如，美国股市的保险金规则就常常导致交易者在泡沫破裂时狼狈出清，例如某投资者以100美元价格购买10股每股100美元的某知名公司的股票，然后再拿出100美元，借入900美元，为自己的购买交易提供股价下跌情景下的保护机制。但如果该公司股票股价跌至95美元，投资现值就是950美元，投资者借入了900美元，所以自己的净资产就降到了1000-950美元=50美元；但保证金必须是原始金额的10%，所以投资者必须补缴50美元的差额。这就叫做追缴保证金，很多人恰恰拿不出这50美元，所以不得不在跌价情况下卖出股票。类似的金融交易、监管规则所导致的问题很多，这些规则“就像摇摇晃晃的千禧桥。行人为了不摔倒，努力倾斜身体抵抗桥的摇晃，反而导致桥摇晃得更厉害”。但监管者对于“桥摇晃得更厉害”本身并无认知。

希腊统计局前局长安德烈亚斯·乔治奥在2009年直接报告了希腊的真实财政赤字规模，引发了系列危机，安德烈亚斯也因此被判刑。《控制的幻觉》书中指出，很多监管者都出现了类似的判断错误和追究谬误，也就是重点关注可能诱发危机的触发因素，而不是去洞察真实的脆弱性。

但内生风险如前述，存在难以简单度量的问题。书中还指出，度量内生风险，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对过往经验、事件的迷信，变得机械刻板。而且，金融机构甚至监管机构很多情况下会竭力规避对内生风险的度量，甚至通过特定的金融创新来包装所谓的“垃圾资产”。

《控制的幻觉》这本书强调了金融业态、产品、服务多样性的重要性。19世纪曾出现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香蕉：“大米七香蕉”，是其他香蕉的克隆体，基因完全相同，因而这种香蕉在19世纪末因为尖孢镰刀菌的降临而导致灭绝。相反，1918年大流感、2020年-2022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虽然也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却没有导致人类灭绝，就是因为人类存在基因多样性。

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得以不断强化的金融监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趋于整合的金融体系，多样性变得更少，样板金融机构受到高度推崇，被大量复制，这本身就是“大米七香蕉”那样的单一栽培，积蓄着巨大风险，而且，大量分散的风险将可能汇集为更为突出的系统性风险。反过来，如果要打破单一化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运作和监管方式，推崇金融多样性，这在短期内会加大监管的难度，意味着监管者必须精心设计分类实施的监管政策，面向不同机构、交易者的规则还必须明晰。

总的来说，《控制的幻觉》这本书比较好地检视了当代金融市场风险累积，以及针对性监管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了金融业界和监管者过度聚焦外部风险而忽略内审风险的问题所在，对应提出增强金融业态多样性来适应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形态并减低内生风险的建议，对于读者思考理解平衡金融创新与监管、更好地辨识并管控系统性风险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考视角。

书名：《控制的幻觉》

作者：（冰）乔恩·丹尼尔森

译者：廖珉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