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之治，揭示中国之治，挖掘增长与发展的奥秘，总结和吸取遗憾、问题、教训，可以选取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从宏观、历史、政策经验等多重角度切入。同样重要的是，根据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基层治理来审视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意义。

县域治理其实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县域内，党委、政府如何实施治理，也包括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不同参与主体的治理。县域治理具有三重重要性，第一，政策、治理模式在基层的推行，最能获得真实的校验。换言之，一个个县域，就构成了对政策含金量、前瞻性、适用性的“试金石”。

第二，县域是国家权力、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建设职能的体系化转达的末梢，通过这样一些广泛的“神经末梢”来传递上述职能、权力和功能——县域治理是否顺畅良好，反映出这些职能、功能履行的有效性。如果县域治理出色，很多情况下源自于上级与县域建立起了比较有限、合理的职能、权力和功能划分机制。而县域如果治理出现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职能、权力和功能划分，衔接上出现了难以掩盖的问题。比如“小马拉大车”、“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县域基层获得的权力、资源不足，但责任却无限扩大。

第三，中国疆域辽阔，不同省份之间、同一省份之间甚至同一个地级市行政单位范围内，县域特征相差很大，虽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组织要素，但面临的治理问题、发展需要、民众诉求都不同。很多情况下，一个县级主官调动任职地，确实可以将此地经验、做法、模式复制到彼地。但也会有不在少数的例外，也就是过去让官员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做法、经验，在平移到其他地方后却“引爆”了既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那波等人所著的《走向县域善治：顺德经验》一书，之所以选取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这样一个样本作为县域治理的对象，是因为顺德在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内地很多地级市，治理负荷比较沉重，也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要逐渐摸索出一套显著不同于佛山市其他区县乃至广东大多数区县、地市的管理体系、政策做法。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顺德的发展和治理需要往往超前于内地大多数地区甚至广东省大多数地区，因而国家和广东省、佛山市层面也在相当程度上赋予其形同地级市的管理权限，给出的改革创新权限、探索空间甚至大大超过了普通的地级市。简言之，顺德为县域治理，如何从压力下的应急控制、应对，发展到制度型、高水平的良治，本身创造了具有启发性和示范性的一揽子经验。

顺德在改革开放以来迎来的高速增长，当然与其特殊、优越的地理条件、区位条件相关：毗邻广深两个超级都会，距离香港也不远；顺德籍的港资、外资企业家、投资家为当地发展助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推动广东地区的铁路、公路、水运基础设施建设，使得顺德在内的很多地方受惠。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的持续投入，使得顺德在内的广东多地可以以极低成本获得其他省份精壮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注入，这至少在顺德本土产业崛起以前，吸引产业、项目投资并得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键。

当然，地理和区位条件本身也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双刃剑。我国西部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对于周边地市的影响就以虹吸效应为主。地处珠三角腹地的顺德，自然可以获得广深港三地的辐射和资源注入，但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广深两地的虹吸影响。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同质化、且均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背景下，一个已经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县域，会在优质技术、产业项目上构成与大城市的直接竞争关系，尽管双方的确也可以发展出协作配合，但是直接层面上的竞争很多情况下会体现为互斥。

《走向县域善治：顺德经验》这本书简要介绍了顺德的基本概况以后，转入对几十年来顺德致力于的各方面改革的介绍，继而对顺德党政治理主体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社会治理、县域公共服务供给、县域文化治理等各方面情况进行铺陈叙述。

无论是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还是经济层面的产权制度改革等，顺德往往都走在广东省甚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前列。当然，最近十多年来，顺德在改革上的劲头，逐渐被江苏昆山等迎头赶上，2023年顺德与昆山之间的GDP差距，已经被拉大到了近700亿元。某种意义上，顺德仍需重新祭出过去使得自己保持领跑地位的“法宝”，也就是敢争天下先，在改革上做文章，才可能缩小差距，甚至找机会重新赶超。

书名：《走向县域善治：顺德经验》

作者：陈那波 等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