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使得现代军事体系过时了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各种现代型军事技术应用的示范田，控制、通信、指挥、情报、侦察、监视等手段融为一体的新系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作战的方式尤其是指挥-行动体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斯蒂芬·夏德尔所著的《军力：现代战争的胜败解释》一书指出，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分夸大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书作者看来，基于信息技术的监视信息，迄今仍未发展到精准、完美的地步。尤其是行动双方、多方均拥有军事伪装技术和自觉的情况下，识别对方信息变得比较困难。甚至而言，一方甚至双方不仅需要努力识别对方信息的真伪，还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干扰对方判断之上。

这种情况下，而今的军事指挥官面对的信息，显然不会是一片空白，却充斥着正确与错误的堆积，很多信息、数据也显得模棱两可。在过载且难分真伪的信息面前作出判断，显然需要更高的决策能力。

举例来说，大量的传感器遍布战场，由此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在正确收集到有用信息的同时，也会吸收到大量的甚至是远超有用信息的错误信息，花费在甄别上的时间越拖越长，而这对于军事行动效率的影响很可能是致命的。

书作者还以实例指出，由于军事行动的决策者是人，不可避免受到之前预期、希望、恐惧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过载信息被提取出来，决策者反而更可能一下子注意到符合其先入为主判断的证据，从而给出错误的决策。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尽管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援助朝鲜参战的情报，但决策者仍然更倾向于相信朝鲜已败的信息。

还有一个方面原因，军事行动效率决定了很多行动本身不可能同步获得完美、全面的信息（进攻方）。而在防守端，全方位的信息来源很可能在战争进程中被摧毁殆尽。

按照书作者的看法，在未来的传统类型战争，以及非对称战争中，除非一方拥有相较于对手绝对意义上的技术、装备领先优势，否则将不能凭借少量的技术优势、军力优势获胜。俄乌战争比较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军力：现代战争的胜败解释》这本书选取了1918年德军发起的第一场春季攻势“米切尔行动”、1944年7月盟军发起的“古德伍德行动”、1991年美国等国发起的“沙漠风暴”行动三个军事行动，探讨了如何研判军事体系兵力、科技装备等因素对于军力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格局演变。

全书开篇叙述了学界有关军力决定因素的主要三类观点：数量优势论、技术（制胜）论、用兵（艺术）论。这三类观点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流传很广，各自都有着大量的拥趸。比如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很多人也以三类观点中的一种或几种来解释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事。

毫无疑问，数量优势论在21世纪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世界，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战役都证明了优势兵力反而会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负累。而技术制胜论则提出军事技术对于战争结局的直观印象，这种观点在1991、2003年两场海湾战争的战事发生后变得更具说服力。而用兵艺术，也就是兵力部署的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战事成败，很多情况下还受到其他多项因素的影响。

《军力：现代战争的胜败解释》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兵力部署、数量优势、技术的灵活运用，要比单一因素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在技术因素不再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甚至一些武装集团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军火市场可以最快补充先进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书作者建议，重点关注军事技术革命对于未来战争的进程影响、国防预算在具体国家的优先级、部队的结构、武器开发和采购、联合战争评估等问题。

书中分别考察了现代军事体系中的进攻战术、防御战术、防御行动、进攻行动。需要指出的是，由大国示范建立的现代军事体系，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就是体系过度复杂，士兵和军官都具有具备高水平技能，而在国际环境总体和平的情况下，很多人在掌握必要军事技能尤其是信息化战争背景下的先进技能以前，就已经退伍。

书作者认为，当代国家要切实提高军力水平，就必须将军力分解为控制领土的能力、造成人员伤亡的能力、控制战事持续时间的能力，指定这些能力的因果关系、优先顺序。否则很容易出现军力运用中，很快暴露出某方面的能力局限，比如俄乌战争均表现出双方控制战事持续时间能力不足的问题。此外，还要区分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

书名：《军力：现代战争的胜败解释》

作者：（美）斯蒂芬·比德尔

译者：陈波、夏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