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开始推出针对敌对国德国相比军事打击更为恐怖的手段，这就是经济制裁。

19世纪末，德国的钢产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德国的钢铁业也涌现出克虏伯等知名企业集团，可以生产所有门类的钢铁产品。但德国的铁矿石主要来自法国和卢森堡，煤炭则是产自德国鲁尔区，考虑到法德经济关系的改善和紧密，因而德国钢铁企业甚至并不大量储备铁矿石等生产原料。企业家和投资者都认可这种减少库存，高效生产运转的方式。

德国要生产高品质的钢铁，还要消耗锰。世界上大多数锰产自格鲁吉亚，也就是当时的俄国境内；锰的储量排在全球第二位的英属硬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第三、第四的锰矿位于巴西。这些都意味着德国需要不断向上述几国大量进口锰矿石。

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在格鲁吉亚开发锰矿，培养具有基本识字水平的工人，这由此培养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也就是斯大林。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网络往往会在多个层面带来非常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德国的企业进口锰矿石，还需要借助伦敦这一欧洲的金融中心进行融资、担保。而运输环节更是主要由英国企业担当：英国船只搭载着英国出口的煤炭驶往巴西，然后运送锰矿石去往荷兰（在这里锰矿石通过铁路运抵德国），然后再返回英国。

这也是为什么当英国开始制裁德国，对于后者的影响尤其是伤害，要远远超过英国自己受到的波及。

供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穆德在其所著的《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一书中谈到，德国产业界以及政界人士对于德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仍然高度依赖英国的事实并没有充分估计。英国当时不仅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船队，供给了全球货船所使用的燃料焦煤的96%，而且在金融上，承揽了全球三分之二的海事保险合同，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国内产业企业的主要借款人。

一战期间的封锁

所以，一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就开始实施对德禁运，但最初只限于禁运供德国军队、政府使用的货物，以及禁运品。在这种压力下，德国在1915年2月宣布对协约国的商船实施无限制潜艇战，这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密切与法国对德合作，升级了对德禁运，并开始致力于将欧洲各主要中立国整合到自己的禁运体系，也就是说，在1914年8月-1915年2月，德国企业、政府还可以假借荷兰、瑞士、北欧国家、西班牙的名义转运货物的漏洞，至此也被封堵了。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书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不断致力于完善对德禁运的法则。这两国战时政府体系中都出现了专门的封锁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当时任命的封锁部部长罗伯特·塞西尔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但其意识形态主张在狂热的战争情绪下显然发生了巨大偏移。以他为代表的英国执政官员确立了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封锁构成经济战，并最终成为国家系统战战略的一部分。

既然，封锁被定义为战争的一部分，所以战时英国政府就授权其可以动用所有的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来封堵可能被敌对国钻到空子的一切漏洞。所以，敌对国以及中立国因此出现的经济运行困难，乃至最为基本的缺衣少粮，严重的饥荒都不在封锁者的顾及范围。书中举例指出，荷兰是一战的中立国，但因为毗邻德国，所以英国尽可能封锁其所可能获得的各种货物，如石油、玉米、黑麦、豆饼、棉花、亚麻籽等，总是以超出合理需求为据阻止。

受此影响，一战同盟国阵营国家无法从海外进口粮食。哪怕是奥斯曼帝国1916年遭遇严重饥荒，尚未参战的美国以红十字会名义向该国援助粮食，粮食船只也被英法舰队拦停。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国内的饥荒变得更加严重，并最终成为帝国解体、阿拉伯地区各民族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诱因。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书中还列举了一战期间，英国等协约国国家对德国实施的金融封锁。德国的产业界由此遭受重创，德国企业即便能够搞掂从拉美进口物资、出口商品的运力，也没有办法在协约国金融制裁的打击下完成款项交付。

英国政府、法国政府还专门出台政策，要求进口协约国阵营国家货物如煤炭的交易，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随船检查。这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英法两国由此更加清楚地全球船运贸易的路线、网络、实际到发交路、成交价格等，这为战后继续有效实施禁运封锁提供了助力。

从封锁到制裁：强权政策的升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封锁部部长塞西尔设想提出，将和平时期将封锁禁运措施保留下来，可以很好地保证对发起战争国家的威慑。法国政府也有类似的设想。

但很显然的一点是，封锁禁运以及金融制裁，从来就不会落到贸易、金融和军事主导霸权的国家头上，又或者说，哪怕其他国家效仿这些做法，相关的封锁和制裁也没有意义。

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退出战争，而美国则加入了协约国阵营。美国总统威尔逊收到罗马教皇的和平倡议，明确予以拒绝，要求德皇必须退位，否则会将战争和封锁进行到底。在威尔逊当时的表述中，阐述了一个清晰直白但令人不寒而栗的逻辑，那就是如果德国人民继续拥戴德国，所造成的封锁后果，比如严重饥荒，就是前者只能自己承担的代价。这一逻辑在之后100多年里，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一次次重复表述。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书中指出，威尔逊的话建基于所谓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经济人这一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所以将造成封锁的后果反手推给人民。

巴黎和会决定实施对于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严厉惩罚。而这次和会决定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也接续了英法两国战时的禁运逻辑，并使之升级为系统化的制裁政策：切断贸易与金融往来、禁运侵略国国民在海外旅行、禁运侵略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以任何其他形式进行的经济往来。

1919年4月，协约国派出了代表团与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匈牙利开展协商，但因为前者强迫后者作出巨大的领土让步，使得后者无法接受。为了继续实施逼迫，协约国启动了空前严厉的禁运封锁，最终使得很短时间内，匈牙利革命政府被罗马尼亚军队攻陷，革命失败。

有意思的是，一贯以对外政策强硬著称的丘吉尔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和平时期对他国实施封锁。但这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而是丘吉尔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封锁除了埋下仇恨，还大概率诱引社会革命，或者偏右转引发民粹极化浪潮。与之同时，英国、法国国内也有部分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坚决反对经济封锁与制裁，认为这种在和平时期实施的战争方式对于公共卫生、社会、人口结构等造成过度影响。

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1921年5月宣布德国应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德国方面反应消极。为此，英国等国威胁德国必须按要求进行赔偿，否则就会实施经济制裁。法国甚至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出兵德国鲁尔区。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还谈到，协约国在一战战后也曾经以制裁为威胁，成功阻止了南斯拉夫对于阿尔巴尼亚的军事野心。

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这成为自此以后大国军事扩张、领土边界更迭的一个关键性的法理障碍。书中指出，《巴黎非战公约》的实施依托其实就是制裁。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种制裁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主导贸易、金融、军事霸权的国家本身不是侵略国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霸权国与侵略国存在直接对立利益冲突这一前提，否则很容易沦为空谈。1930年代，国联无法阻遏日本对华侵略，也不能真正用制裁为手段，阻止意大利入侵他国。

如书中所指出的，二战后，制裁多由美国或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推行，其目标多是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目标，很多情况下已经显得非常牵强，比如对古巴的制裁、封锁的长期存在，又如以推动民主化为口实，强迫其他很多国家服从美国。书作者指出，制裁在二战结束以前，以及二战后都是存在极大局限的战略手段，而在美国手上大放光芒，其实来源于美国在军事、企业、监管、技术、金融等方面的领先领导力。

书名：《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

作者：（美）尼古拉斯·穆德

译者：李旭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