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生活日渐雅致化，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所以大量使用香料，包括但不限于熏燃、悬佩、涂敷、饮食。富豪石崇生活奢侈，“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而佛教在中国兴盛发展，对于香料的需求也日渐增大。再加上中国本土宗教以及中国医家的需要，香料需求也越来越大。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石云涛所著的《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一书深入考察了这段历史时期香料的来源和用途，说明了外来香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范晔《和香方序》就说，“甘松、苏合、安息、郁金、㮏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香料分为三类，采自植物的植物性香料，采自动物的动物性香料，化学或人工合成的人造香料。中国古代由境外舶来的香料主要是植物香料，以亚热带地区为主要产地，大多采自花、草、树木，经由蒸馏、压榨、干燥等方式来获取植物散发香气的部分。当时传入中国的动物性香料只有甲香。

丝绸之路开辟之后，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已经传到了中国国内。由于路途遥远，数量有限，所以这些香料就颇为珍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香料品类更多。有学者考证指出，“微木香、狄提香、兜纳香、白附子香、芸香、胶香、薰草、豆蔻、流黄香等均为三国时期新增进口香药种类”。南北朝时期，南朝通过海上交通获得东南亚、南亚香料，见于记载的有27种；北朝通过陆上交通获得来自西域的香料，见于记载的有22种。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书中指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和印度商人都参与了香料贸易活动。《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都记载了西域国家物产中有多种香料，以波斯为多。当然，实际上，波斯传入中国的很多香料，有一些是原产相较中国更远的地区或国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达官贵人注重生活享受，通过熏燃香料来消除异味，沾染香气，令人愉悦，又传可以祛除病菌，卫生健康。悬佩香囊的做法最早是选用国产香草，魏晋时期则加入外国名香。东晋谢玄少时喜欢佩紫萝香囊，以至于其叔父谢安担心他玩物丧志，所以通过游戏赢了谢玄的香囊然后烧掉。

至于涂敷含抹香料，更是让人散发香气，类似于产生美容美发的效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记载了一些将外来的香料，如丁香、藿香、鸡舌香、干松香加工制为涂敷含抹香料的做法。书中还谈到了这段历史时期香料被用于浴汤、饮食等用途的做法。

以芳香植物为药，在古代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是通用的做法。古希腊人更是基于此发展出专业的药物学知识。古罗马的盖伦以此完成了植物药学巨著《药物学》。阿拉伯医师阿维森纳的著作中记载了800多种植物及其对人体的功效，并发明了蒸馏精油的技术。《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书中援引大量的史料记载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口香料的增多，丰富了中华医学药材宝库。

相传华佗就曾用安息香丸治病，而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以及部分南朝医者的专著，都注意到了外来香料的药性。《雷公炮灸论》论及丁香的使用，《名医别录》更是认为鸡舌香、藿香可以用于医治霍乱喝心痛。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书中谈到，大量域外香料的传入，也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范围。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梁简文帝《药名诗》云，“朝风动春草，落日照横塘。重台荡子妾，黄昏独自伤。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刘孝威《赋得香出衣诗》：“香出衣。步近气逾飞。博山登高用邺锦，含情动靥比洛妃。香缨麝带缝金缕，琼花玉胜缀珠徽。苏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远恐非新。犹贤汉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这本书还详细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器物、植物、动物传入的情况，以及对于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这段时期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器物当属胡床、玻璃器和金银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许多传统观念和习俗。书作者指出，东汉末年灵帝好胡床一度被视为亡国之兆，认为埋下了董卓乱汉的伏笔，但到了东晋和南北朝，胡床则不再受到过多排斥。相反，汉人也从跪坐改为垂脚高坐，这推动了中国传统立交文化在行为举止和居室起居方面的变化。

又如，这段时期胡麻、麦子、高粱、棉花等被大量引进到国内。带胡麻的大烧饼成为南北居民喜好的食品。这段时期内，胡桃即核桃大量移植南方，南北居民也养成了相关的取食习惯。

再如，这段时期，随着鲜卑、高车、柔然、突厥加深了与西域国家、东北亚民族的交流联系，因而从后者各处获得了大量优质马匹，另外还有一些奇珍异兽如骆驼、狮子、白象、鹦鹉、貂、林邑白猴、波斯狗、倭国狒等通过陆路或海路输入到中土。书作者认为，这些外来动物也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审美，甚至促成了文学中新的意象生成，比如域外良马输入就与中国龙马深化结合，生成了新的“龙马”景象。

书名：《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

作者：石云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