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写中,女性给出了答案

202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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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又被称为“三八节”“三八妇女节”,在消费主义盛行、商业“造节”的当下,这一天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女神节”。

无论是某宝中的“3·8节聚划算”“3·8节百亿补贴”,还是某东购物平台里的“3·8节主会场”,都从侧面证明了“她经济”的力量,女性成为商业世界里强劲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一些一度身陷贫困的女性也应当被看见。在这份好书探提供的书单里,前3部图书都在试图看见女性的真实困境。例如,《东京贫困女子》从繁华的都市撕开一个口子,一窥被逼入窘境的贫困女性。

还有一些女性,甚至是未成人,尚未走出韩国“N号房事件”的噩梦。《N号房追踪记》正是直击这一新闻事件的实录。

一个荒诞的社会会衍生一切荒诞行为。与前者相比,《第二个妻子》是一部小说,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尼日利亚,没有后代,就没有遗产继承权。于是,一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真心相爱的年轻夫妇经历着生育考验。

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或许写作是为数不多的一条通路。

美国作家乔安娜·拉斯的文论《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以反讽的形式,尖锐地指出那些施加在女性作者身上的阻力。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则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则介绍了16位女作家的写作技巧与志向。

在书写中,一些女性给出了答案。

高校教师黄灯采用田野调查的形式,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教学经验出发,写下了更多年轻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花甲之年开始写作的杨本芬在新作《我本芬芳》中,书写了对亲密关系的思考。而意大利作家达契亚·玛拉依妮的《欢喜:女性、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更具有自传性质,这部书源于她在怀孕七个月时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

对于女性来说,或许并不需要被“神化”,她们更需要倾听、理解和尊重。正如,就像《人民日报》的评论:“性别偏见不该是人生枷锁。今天不必称呼女神女王,只要听见她们的真实声音。致敬‘她力量’……”好书探通过这份揭示女性困境、关注女性创作者、倾听女性声音的书单,向所有女性致敬。关于贫困,

女性需要的不是同情

《东京贫困女子》[日]中村淳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59.00元《东京贫困女子》是一部比小说更跌宕起伏的纪实作品。

作者中村淳彦自1995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自此开始长达20年的对成人影片女优、护工等贫困人群的采访。

《东京贫困女子》原为刊载于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一个名为《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的专栏。作者历时3年,收集了几十位女性亲口讲述的故事,最后集结成书。到2019年该书日文版出版为止,该专栏的访问量已达1.2亿。

在该书的采访中,有在入学典礼前被迫进入风俗行业的花季少女,有付不起医疗费用的东京大学硕士,有名校毕业却因为贫困不得不让孩子退学的单身母亲……

她们中很多人高学历、家境良好,似乎和贫困毫不沾边,她们的人生看似风调雨顺,背后却是一步也不能后退的贫困深渊。其实,她们不在远方,她们也可能是我们。

韩国“N号房事件”直击实录,让我们站在一起

《N号房追踪记》追踪团火花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59.00元

2020年3月,韩国“N号房事件”震惊世界,数码性犯罪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在N号房里,女性,包括未成年人,被威胁拍摄下非法性视频。画面不堪入目,手段极其残忍。加害者毫无悔意,随意传播,甚至以此获利。

《N号房追踪记》是一部关于此事件的纪实性作品。作为N号房事件最初的报道者和报警人,追踪团火花与警察合力进行了调查。在不公开长相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火”与“丹”一直为根除性犯罪进行着各种努力。

在数码性犯罪的噩梦中,谁来保护儿童,创造安全的世界?谁又能预料女性与性犯罪的距离到底有多近?在一个女性不安全的社会,其他人又将走向何方?

“该如何细致地记录下数码性剥削犯罪受害者的声音呢?”带着这样的思索,她们写下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第二部分是她们二人各自的成长故事,以及记录受害者的声音时的内心感受。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采取了相对严谨的新闻报道形式,第二部分收录的是两人的随笔。在写第二部分的过程中,她们一直问自己:“这些文字真的可以出版成书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在对话的每一个瞬间都得到过慰藉。作者希望通过《N号房追踪记》传达给受害者:“今后,让我们站在一起吧。”

拥挤的婚姻里,多少挣扎才可以平息她心底的嘶吼?

《第二个妻子》[尼日利亚] 阿约巴米·阿德巴约著 麦秋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45.00元

在尼日利亚,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经历生育问题。

埃金和叶吉德在大学相识相爱后结婚,尽管许多人希望埃金再多娶几个妻子,但他和叶吉德一致认为——一夫多妻制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深爱彼此。但结婚四年后,在咨询了医生和进行了各种治疗之后,叶吉德仍然没有怀孕。

在尼日利亚,没有后代,就没有遗产继承权。“婚前,我相信爱情能所向披靡。但我很快明白:它承受不了四年没有子女的沉重。”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丈夫埃金迎来了第二个妻子。叶吉德愤怒、震惊、嫉妒,她知道挽救婚姻的唯一办法就是怀孕。对于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叶吉德不能也不敢公然拒绝,内心几近崩溃。此时,她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快点怀孕。为此,叶吉德不惜尝试各种方式,但除了被婆家人耻笑,被娘家人厌弃之外,毫无收获。

一份“抑止女性写作指南”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拉斯著、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9.00元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是雨果奖、星云奖得主,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的文论,她在书中模仿文学评论中的惯用论调,以反讽的方式写了一份“抑止女性写作指南”,以此尖锐地指出和批评那些施加在女性作者身上,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社会阻力。

同时,这又是一部主流视野之外的文学史,它重新搜罗了那些被认为不值得了解的作品,并对那些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作者指名道姓:狄更斯、海明威、伍尔夫、桑塔格、勃朗特姐妹——有人曾贬抑女性写作,有人是被贬抑者,而有人两者皆是。

这是一部愤怒又锐利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直指女性书写所面对的结构性暴力,带领读者重新认识那些被贬抑的声音。

女性、小说,仍是未解疑难

《一间自己的房间》[英]维吉尼亚·伍尔夫著 于是译/中信出版社集团2019年11月版/45.00元

维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驱。她生于英国伦敦的文艺之家,9岁时尝试写作,用词语代替玩具。13岁时,母亲因病去世,22岁时父亲去世,这给伍尔夫的一生带来挥之不去的悲痛,造成她两次精神崩溃。

文学创作成了伍尔夫的救命稻草,她相继写出《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岁月》《幕间》《一间自己的房间》等经典作品。59岁时,伍尔夫再次精神崩溃,“我相信,我们曾是世界上幸福的人。”在给亲人写下绝笔信后,她穿着毛皮大衣,拿起拐杖,将沉沉的石头揣进口袋,独自投入欧塞河中。

1928年,伍尔夫应邀去剑桥大学做演讲,演讲题目是《女性与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一部长篇散文,由2次演讲内容加工而成。

在书中,伍尔夫说:“我也无法尽到一个讲演者的首要责任——我认为,那就是在讲完一小时后能给出一些金玉良言,足以让你们的笔记本熠熠生辉,被永远地供奉在壁炉台上。”

而她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就一个微小的问题给出一个观点: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如此一来,人们会发现,诸如女性的天性、小说的真谛之类的大问题都将悬而未解。由此,她推脱了责任,不去给这两个问题下结论——就她而言,女性、小说,都仍是未解的疑难。

一部女性作家访谈特辑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 肖海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65.00元

《女性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自2017年起推出的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篇目上有所调整,收录了16位女性作家的访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伊萨克·迪内森、希拉里·曼特尔、埃莱娜·费兰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珍妮特·温特森、伊丽莎白·毕肖普、玛丽莲·罗宾逊、简·莫里斯、多萝西·帕克、琼·狄迪恩、格蕾丝·佩雷、娜塔莉·萨洛特、尤多拉·韦尔蒂、安·比蒂、洛丽·摩尔。

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该书的十六篇访谈也可以看作“对话中的散文”,既是极具水准的对写作技术的探讨,又涵盖了女性作家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折射性格的细节:她何时确立写作的志向?她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在写作不同的写作阶段,她遇到的具体阻碍是什么?她如何面对外部否定和自我怀疑?她的同道人或格格不入的对手又是谁?她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如何?

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45.00元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教学札记。换言之,本书更像普通高校教务处要求老师提供的教学反馈,我不过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多年从教经历的审视。”《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黄灯1995年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是一所二本院校。2005年,黄灯博士毕业,进入广东一所学院当了一名教师,由此见证了八零后、九零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

她的人生经验,包含了双重视域下的自我成长和见证他者成长的参差图景。黄灯想知道,20多年以后,那些起点像自己一样的二本学生,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盛行的时代语境中,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他们是否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看起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尽管黄灯任教的学校处于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但从生源而言,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她说:“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

这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世界看不见我,但我看见我

《我本芬芳》杨本芬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2月版/39.80元

《我本芬芳》讲述了20世纪六十七年代一个普通女人的婚姻故事。品学兼优的年轻姑娘惠才由于就读的中专停办而辗转至江西求学,毕业前夕,她又因出身问题即将被下放农村。走投无路的惠才在好友的劝说下,与相识不久的吕医生结了婚,婚后她勤俭持家、卖力工作。

不过个性喜好、为人处世的差异,令惠才与丈夫摩擦不断,而生儿育女又彻底中断了她的求学之路。热情敏感的惠才无论如何也无法打动一颗冷漠的心,“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是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屡屡受挫的惠才不肯沉溺于伤痛,仍旧生机勃勃地学习、工作、教养孩子——哪怕无人欣赏,也要竭尽全力地绽放芬芳。《我本芬芳》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亲密关系真挚的呼喊与追问,将为身陷困顿中的人带来慰藉与启发:未来的人生是委曲求全还是勇敢前行?是忍辱负重还是活出自我?

作者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运输公司退休。花甲之年开始写作,在《红豆》《滇池》等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2020年出版长篇小说《秋园》,2021年出版小说集《浮木》。在《我本芬芳》中,杨本芬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女人在婚姻里不被看见的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袒露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困惑与痛楚、不甘与重生。

这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自传

《欢喜:女性、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意]达契亚·玛拉依妮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9月版/ 42.00元

《欢喜:女性、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是一部“介于想象与非虚构之间的个人书写”,源于作家在怀孕七个月时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

“那个孩子突然死去的时候,我也走到了濒死的边缘,后来我们在一个由适当的想象构筑出来的世界重逢。他像一个凭着母亲模糊的想象而行动的幽灵少年。”在书中,作者和曾经失去的孩子进行一场对话,这也是一次对于哲学、艺术、神话、历史和日常生活中女性与女性身体的思考。

在故事的最后,“幽灵少年”在经历了懵懂、叛逆和回归理性的不同年龄阶段后,真正地认识了女人,了解了“她”的奥秘与欢乐、热爱与独立。他对女性世界的恐惧消失了。这也是作者希望传达的观念——“女性应当生而欢喜,而非恐惧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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