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这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引领，意义重大、备受瞩目。
坚持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历史指针也指向自立自强的科技基础研发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过去依赖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化，转变为基于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联动和抱团竞争的区域新格局；而碳中和、碳达峰等绿色发展思路，则将重结构、重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勾勒出来。
“十四五”时期，如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科技体制改革如何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该如何行动？3月23日，中信出版集团特邀“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多位各领域专家，举办《读懂“十四五”》专题研讨会，深入分析“十四五”规划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背景、挑战和机遇，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刘世锦 主编
中信出版社
2021年1月
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郑重承诺;于2020年12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具体目标。本次研讨会第一环节以“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发展”为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以《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为题的主题演讲。刘世锦认为，30·60目标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双重约束下，中国只有选择采取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生产率，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另外，我们作为一个较快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碳之外，在环境方面还需要关注其他问题，特别是其他污染物排放的问题。经济增长、生态修复、碳排放、污染防治这四件事要协同推进。同时刘世锦也做出了大的判断，实现30·60目标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变革，或者是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在题为《碳中和：开启新的发展时代》的发言表示，碳中和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应用题”。碳中和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一个传统发展模式的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正式开启。我们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中国碳中和战略，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碳中和会开启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奇迹，后新冠时代也会重构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经济发展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从经济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碳达峰、碳中和将会重构世界的财富结构。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是要降低绿色溢价，推动整个社会更多地使用低碳、零碳的能源和技术。同时他也提出中国遇到的挑战其实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严峻。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要更好的转向服务业，另外城镇化还有一定空间，能源消耗各个方面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中国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应该能够想办法，压力越大，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办法。
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之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保护主义上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本次会议第二环节以“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为主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金融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经济模式转型就需要金融模式转型，金融不能像过去支持粗放型的发展，需要更多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另外，更要加强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关于金融监管改革，黄益平提出了4点建议。第一是明确监管部门的工作目标，第二是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稳定，第三是要适当地制定问责机制，第四是加强经费、编制和人员能力的培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指出，在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中，我国应该吸取一些曾处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深度改革开放，把建设一个较高生产率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作为工作重点，力争在2035 年之前，迈入以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衡量的高收入国家的安全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演讲中提到，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第二是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第三是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这些差异很可能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